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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之不同乃是导致上述表述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

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进一步规范经济学家认为，非政府组织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背景下兴起的，尤其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持，使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成为平等的行为主体，各自担负着不同的职责和义务。近年来行政法学上也出现了采用社会行政主体进行界定。

实际上在非政府组织的运作中，如同其他社团运转一样，会设立、竞争甚至破产，这无疑会涉及民事责任。（3）专业主义，非政府组织联盟和专业倡导和游说型组织的出现替代了一般非政府组织尤其是运作型组织在这方面的功能。西方对此分两种观点，一是乐观主义，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发展，有助于普通民众和政治领导人良好政治品行的养成，以及良好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而它们对于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性一般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第三，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活动应具有宽容性和自律性。因此，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及类型上，产生了不同的标准，进而产生了概念上的混乱和分歧

无论如何，security让人想起在安宁中确保该秩序安全的安全保障色彩。* 这是2006年上映的一部美国纪录片的名字，记录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近几年跑遍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城市，讲授温室效应对地球威胁的经历。文明时代，团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

我们如果想彻底砸烂它，否定它，我想是不可能的。俄日战争中日本虽为蕞尔小国，但却挫败了欧洲列强之一的俄国。他指出，基于儒家的性善论，视人性为纯善而无恶，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

[11]孙中山曾说：我们以往革命之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这两个思想打破的。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性。

西方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发育出宪政文化，是因为从古代开始，西方的自然法思想中就具有自由、平等精神的文化胚芽。[19]参见前注[4]，朱福惠书，第156页。文化的转型一般有两种范式，即内在的创造性转型和外在的批判性重建。[18]参见易顶强：《中西法文化的冲突与和谐》，载《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以宪法为根本法调整的社会秩序则被称之为宪法秩序。从1908年满清皇室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开始，到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为袁记约法），直至国民党1946年抛出的《中华民国宪法》，期间中国虽然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宪法或宪法性的约法，却都通过宪法文本或实际的政治运行将国家的权力结构设置为一元化的模式。（一）既然传统文化的阻滞影响了近代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实现传统宗法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而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现代宪政运动走向失败。

例如，《钦定宪法大纲》对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仅以附录的形式来进行规定，这就充分表明《钦定宪法大纲》的立法宗旨在于保障君上之大权，而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改造本国的传统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和法律学说，从而完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过程。

例如，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而实际情况却全然不是如此。这个尺寸甚至对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钦定宪法大纲》，到袁记约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都有明显的体现。对人民来说所谓自由权利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所谓自由权利不过是一种愚弄人民的文字游戏。但是，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并不缺乏产生民主和自由的宪政文化的文化胚芽。[20]这就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近百年的近现代中国立宪史一再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对西方宪法文化的舶人会产生抵制，甚至存在权力重构的负面作用。因此，传统文化给我们所出的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难题。这种人文关爱精神与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精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这种一元化的模式使得国家的最高权力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2]而传统中国则与之相异。

尽管近代中国也颁布了数量繁多的宪法和宪法性的约法，但是真正的社会秩序仍然是追求国家权力一元化的传统宗法秩序。[19]（二）宪法文化在中国的批判性重建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

事实上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9]梁启超之所以放弃自由主义的学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宗法文化的思想、文化底蕴。

在西方宪政文化中，个体是本位，或者说个体是社会的原点。1946年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和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其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根本动力不在于保障公民的个体自由，而在于寻求富国强兵和自强图存的良方。《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在传统宗法文化的影响下仍然奉行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分割，完全没有人的平等权利、人的尊严，自由、法治、民主等当时西方国家宪法的基本内容，相反却填充了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内容。

它是中国思想者们取舍自由价值和功用的标准尺寸。[3]由于宗法伦理的作用在于确定宗法等级制度，使得家族内部尊卑有等、长幼有序，这种家族内部的宗法关系被放大为国家机构内部的君主与部属之间的关系。

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宪法强调权力制衡的结构设计无法得以真正的实现，宪法秩序始终无法得以建立。

然而，据1947年2月9日《大公报》登的一篇题为《为人民权利自由而呼吁》的文章，文章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许多机关常常非法逮捕拘禁人民，一禁十天数月，甚至一次也不讯问。从文化学的基本理论来看，采取这种文化转型并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即需要转型的母体文化中必须含有可以培育成新型文化的文化胚芽，也就是必须具有新型文化的核心要素。

人民并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从而抹杀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宪法精神。实施以法治为主体，在法治的基本框架下扬弃传统文化的文化策略。因此，日本通过采取批判性重建的方式并建立宪政体制的历史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加以学习和借鉴。例如，满清的预备立宪中，考察各国宪政归来的载沣等人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竟称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

另一方面，中国的宪政建设又无法在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否则，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则会导致对中华民族的否定。在近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学习了西方的制度设置，辛亥革命还试图运用西方最民主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来引导中国的法治进程，但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然而，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宪政运动，其结果却是有宪法，无宪政，最终以失败告终。因此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

那么，在培育宪政文化时又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怎样的策略？对此，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法律制度设计的层面，应该奉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从总体上和根本精神上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悬置起来。所谓内在的创造性转型，其基本内涵是：立足于中国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从中创造性地转化出民主与自由、法治的宪政文化要素。